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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水买饭的任务。他是一个原则性、灵活性、纪律性都很强的男孩子，平日里少有言语，动作却干练毫不拖泥带水。即便这样，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同时兼顾两个人的水饭也足以让他忙乱不堪，他虽无怨言，我却甚是过意不去。
说是养病，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必是我从初一就开始的定期发生于春末夏初的懒病由于受到了强烈刺激提前犯了。我至今仍说不清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只要犯了就会四肢无力懒懒地只有躺着才是最正经的选择，其时大脑处于半停顿状态什么都装不下，遇有干扰会感到委屈和烦躁不安，常有痛哭一场的欲望，我父亲曾为我遍寻名医也没能查出病因。
厌食是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凡生病都必然具备的症状，或许我当时犯的是一种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而形成的心理病，因为刺激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心理的异常强烈的感受，食量也偏偏出人意料地大得惊人。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确生了病，我故作痛苦的样子只吃平日里一半的饭，只要同桌稍稍劝过，我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剩饭消灭掉，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待他离开，由于饿，我不得不偷着跑出去找小卖部买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来充饥，真正吃饱喝足之后便象猪一样钻进极少叠起来的被窝里睡觉。
人的理想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暂时无法做到的事情的渴望，睡觉对我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因此我当时的理想便是在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时叫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之后睡上他九九八十一天，其实人何尝又能独立自主呢？开始的几天睡得还算香甜，渐渐地便有无聊袭来。
寂寞与无聊是一对孪生姊妹，我那时还不具有象现在这样独自享受寂寞的勇气和耐心，它常让我感到恐惧。我偷偷地找一些时下非常流行却遭到学校明令禁止的金庸先生的书来读，金庸先生的书是非常优秀的，正是因为优秀学生们才容易着迷而耽误学业。
然而，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往往越不容易禁止，就象学生吸烟现象一样，尽管老师们再三重申纪律并当场抓获了几位也给予了一些较重的处分，但仍有不少下了课就躲进厕所里去吸的瘾君子，搞得厕所上空常烟雾缭绕，因为逆反的心理早已把吸烟变成了一种时尚，而并非真的有什么瘾，追求的只是自我感觉中的潇洒。
还有，譬如恋爱，我想多是由于怕被老师家长发现而遭受严训的冒险刺激所致，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或许刺激就是潇洒，至于恋爱理所当然地要无果而终，真正受影响的是学业。
没办法，由于受自制力的限制，追求表面上的刺激和潇洒很容易就能主宰我们：躺倒床上点一根烟，读着金庸先生的小说，细细地品那些爱情的悲欢离合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任想象尽力地去触及一些不可能也无法理解的现实的那种紧张、激动、兴奋与刺激现再也无法体验到，更何况还有最容易被老师发现却无法排解的香烟的味道和由此而产生的烟雾。
日子就这样在我内心剧烈变化而表面却不显波浪的平静中打发着，除了“熊们”偶尔地突然记起似地关心一下故作迷糊的我，我甚至连自己都忽视了我的存在，好象我原本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有我无我地球都照样不停地转着。
但我的意识尚存，从“熊们”不经意的广泛而又跳跃度极大的有时候往往甚为激烈的争论中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班主任是单职工，家境异常窘困，据说他前几年就得了肺病，却因经济和工作双重原因一直不肯就医，现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从他不停地猛抽旱烟的劲头，我自不能相信，经再三追问，同桌说，自班主任三天前摔倒在课堂后再也没见过他，据说住了院，同学们正酝酿着集体去看他。
我心突地跳了一下，让他去看时一定要叫上我，但“熊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事，好长时间都没有去看他。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做着近段日子的例行功课，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身心俱颤的咳嗽声，我知道班主任来了，这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严肃的人，我连忙把正在读的《天龙八部》和烟火连同自己一起藏到被窝里假寐。
意念中，他轻轻地抽了抽鼻子，显是闻到了空气中的焦臭味和掺杂于其中的浓烈的烟味。为了不让自己虽竭力掩饰仍抖动的眼珠露出破绽，我故作迷糊地翻过身子背对着他。
他缓缓地走近给我扯了扯因翻身而裸露了大半个身子的被子，因强自抑制着咳嗽粗重地喘着气，我猜想他一定在憋得脸通红，却独没有翻过身来验证一番的勇气。我分明感觉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物件塞到了我的枕下，因此在他剧烈地咳嗽着离去后，我一转身就爬了起来。
信封！里面是一封恰如其分地反映着他的性格的折叠得认真仔细的信和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包括了从十元到一分所有面值的钞票的四十元钱。
我忙不迭地打开来信，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这是四十元钱，算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花生米的钱可能有点少，原打算高考后直接与你父亲当面算清，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去住院了。临行前，辗转反侧总觉得有一块心病，一定要再告诉你一声，你的智力不错，只要能够克服傲气，肯定能大有前途……
信不自觉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良久，我募地掀开被子，趿着鞋子便追出了门外，却已只留下了救护车排出的一道烟尘，当晚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死去的，我竭力地去想象他佝偻着的身体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地奋力挣扎，鼻子酸酸的止不住地要流泪，此时的教室里女生的抽泣声已响成了一片。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白杨树的嫩芽正渐渐地由黄变绿，天空却突然阴沉起来把之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蒙蒙的死气。那一刻，我的眼前霎时明亮了起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变化，但为时已晚，随后的高考中，我终因自己最讨厌的物理课落后太多而只能上了三类大学。
对我来说，这既值得庆幸又有损颜面，庆幸的是那时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有损颜面的是原来成绩曾不如我的一些居然上了名牌大学。
有损颜面的感觉最容易被夸张成自卑，而自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或熟悉自己的人时表现得最强烈，我变得羞于见人，常常的浓浓的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开始闭门不出。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根本算不上思考的思考，我决定通过写一本书来缩短自己与考入名牌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差别。
此后，我便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但简单的线一样的经历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如同登天一样难，尽管我没日没夜地写出了上百万的文字，却连豆腐块一样的东西也没能发表过，我便以曹雪芹来鼓励自己，据说他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一生不必要写太多的东西，有一本红楼就足够了。
这也算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显然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日益清晰起来，但在反复中必少不了这一段：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要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这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目标不仅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徘徊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常扰得我心烦气躁。
直到大学毕业，我在这个目标上仍毫无建树，学业却被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目标彻底变成了一个总不兑现的口头承诺，虽然我打心底并不想放弃，或许我只是在拿着那个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聊以自慰，直至终于有一天小偷把这个东西连同我的公文包一并偷去也没能绝了我的念头而让我变得现实起来。
3
唯有生活才是最现实的，有了一张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便从一名蹩脚的学生变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
按照中国古代的管理制度，我这个干部大致相当于乡丁，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说，便是虾皮蟹子毛之流，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却毕竟让我固定拥有了每月一百元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定位对比仍被局限在同学之间进行，多数同学被留在了更高一级的机关，有一位甚至直接留在了我的上级机关，每逢他们到乡镇检查，我都要借故请假，我无法承受由于悬殊的对比所带来的沉重的自卑感和浓烈的妒火。
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去谋求自我突破，别无所长，目光又只能重新转移到企图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在连续参加了几期所谓的写作函授班后，我渐渐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尝试着去写一些小短文或类似于诗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发表一二件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开始注意搜集各大报刊的通讯地址，漫无目的地投稿，认为只要多总有一天指不定那一篇就能引起编辑的注意。如此的急功近利难免便要常常把没经仔细推敲的粗制滥作也投了出去，但我已把投稿当成了一种自信和乐趣，这不仅需要经常搜肠刮肚地去炮制一些文章而让我充实，算起来竟也耗去了我不少钱财。
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泄了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无法自抑的倾诉欲，我不久就在同事间得了个爱唠叨的雅号。
年轻人爱唠叨最不受欢迎，常常与空虚、无聊、靠不住相联系，只有“勤快、少言语、凡事默记于心”才是年轻人最该具有的品质。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同事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绝不能象在学生宿舍里那样漫无目的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尤其象我这种在别人看来具有较高学历也算作是一种优势的人更容易惹人注目，稍有不慎，便会有人给你捏造一些不可理喻的故事，冠以一些不怎么雅观的雅号，让你心里痒痒的总觉与自己所要竭力塑造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却又动不得怒发不得火而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实是心有不甘。
我决定改变自己，可改也难，只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就耐不住这种与学生时代那种有目标的且可以无限发泄的寂寞截然不同的寂寞。似乎遥遥无期的无聊，让我不得不重与因自卑而久已断了联系的同学联系，但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信才总算联系上了一二位，他们也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慷慨，一言一行都透着虚伪和傲气。
不过，与他们相处我倒有一招：悄悄地把自己密封起来，不去做无所谓的对比，耐心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并用来抵消自己的劣势，从而压制时常自心底浮起的自卑，屡试凑效。
难道我就不能推而广之吗？我跟人治气似地想着，回头再看自己：这个二十三级的小官虽在机关里不被人重视，却足以让那些平头老百姓不敢斜视。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我丧失已久的脸面，我便乐得与他们交往。
他们经常能说出镇里一些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但绝对能够管得着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人物的名字，并以曾经与之有过或许只有一面之交而沾沾自喜，只要他们提及，即使并没有深交，我也会竭力地吹嘘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向我流露出庄重的既羡且妒的神色，嘴里则常常感慨万千地说着，了不起，不愧是镇干部。每当此时，我心里就会象抹了蜜一样甜。
渐渐地，我惊奇地发现，或许由于写那些东西的缘故，自己竟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子最多的时期，身份证、结婚证、粮食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色色不下十几种，连自行车也要花五元钱到公安派出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强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花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管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管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点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第一次，车管员倒很给面子，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色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子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子，但再而三之后，车管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流行的“双马”烟送给他极力地巴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眼非要翻本被派出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交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头苦苦地哀求，心一软，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物，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出，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出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
显然是接连的碰壁激发了我的犟劲，我不能就此损了自己的脸面，倒不如说我实在受不了遭人俯视的那种感觉，我毫不迟疑地从银行提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又向同事借了四千元，代表弟交了罚款，却莫名其妙地说所长同意免交了。
表姨自是喜出望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逢人就夸我的本事大，肯定是大官。岂不知，表弟放出来的那天我躲到自己的宿舍里抽掉了整整五包“石林烟”，想到交钱的场面手就不停地颤抖。
脸面算是赚足了，可天下岂有如此脸面？但在这种尴尬与脸面的交替中，我的心态居然慢慢地放平了，我似乎重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暗暗发誓，待自己真正有“用途”时一定要做一个不摆架子容易办事的人。
及至到了那个时候，守着一大堆规矩，我真的不知道当初的那些办事者或者正在继续着的办事者到底是怎样把那些明令禁止的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可以自由裁决的东西，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正如我当初想象的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最难办事的人，而且总那么无怨无悔。
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或许执着的人总会有执着的做法，或许……难道这与目前的结局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我打水买饭的任务。他是一个原则性、灵活性、纪律性都很强的男孩子，平日里少有言语，动作却干练毫不拖泥带水。即便这样，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一个人同时兼顾两个人的水饭也足以让他忙乱不堪，他虽无怨言，我却甚是过意不去。
说是养病，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必是我从初一就开始的定期发生于春末夏初的懒病由于受到了强烈刺激提前犯了。我至今仍说不清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只要犯了就会四肢无力懒懒地只有躺着才是最正经的选择，其时大脑处于半停顿状态什么都装不下，遇有干扰会感到委屈和烦躁不安，常有痛哭一场的欲望，我父亲曾为我遍寻名医也没能查出病因。
厌食是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凡生病都必然具备的症状，或许我当时犯的是一种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而形成的心理病，因为刺激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心理的异常强烈的感受，食量也偏偏出人意料地大得惊人。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确生了病，我故作痛苦的样子只吃平日里一半的饭，只要同桌稍稍劝过，我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剩饭消灭掉，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待他离开，由于饿，我不得不偷着跑出去找小卖部买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来充饥，真正吃饱喝足之后便象猪一样钻进极少叠起来的被窝里睡觉。
人的理想的原始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暂时无法做到的事情的渴望，睡觉对我们来说也是奢侈的，因此我当时的理想便是在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时叫一桌丰盛的饭菜吃过之后睡上他九九八十一天，其实人何尝又能独立自主呢？开始的几天睡得还算香甜，渐渐地便有无聊袭来。
寂寞与无聊是一对孪生姊妹，我那时还不具有象现在这样独自享受寂寞的勇气和耐心，它常让我感到恐惧。我偷偷地找一些时下非常流行却遭到学校明令禁止的金庸先生的书来读，金庸先生的书是非常优秀的，正是因为优秀学生们才容易着迷而耽误学业。
然而，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往往越不容易禁止，就象学生吸烟现象一样，尽管老师们再三重申纪律并当场抓获了几位也给予了一些较重的处分，但仍有不少下了课就躲进厕所里去吸的瘾君子，搞得厕所上空常烟雾缭绕，因为逆反的心理早已把吸烟变成了一种时尚，而并非真的有什么瘾，追求的只是自我感觉中的潇洒。
还有，譬如恋爱，我想多是由于怕被老师家长发现而遭受严训的冒险刺激所致，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或许刺激就是潇洒，至于恋爱理所当然地要无果而终，真正受影响的是学业。
没办法，由于受自制力的限制，追求表面上的刺激和潇洒很容易就能主宰我们：躺倒床上点一根烟，读着金庸先生的小说，细细地品那些爱情的悲欢离合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任想象尽力地去触及一些不可能也无法理解的现实的那种紧张、激动、兴奋与刺激现再也无法体验到，更何况还有最容易被老师发现却无法排解的香烟的味道和由此而产生的烟雾。
日子就这样在我内心剧烈变化而表面却不显波浪的平静中打发着，除了“熊们”偶尔地突然记起似地关心一下故作迷糊的我，我甚至连自己都忽视了我的存在，好象我原本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有我无我地球都照样不停地转着。
但我的意识尚存，从“熊们”不经意的广泛而又跳跃度极大的有时候往往甚为激烈的争论中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班主任是单职工，家境异常窘困，据说他前几年就得了肺病，却因经济和工作双重原因一直不肯就医，现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从他不停地猛抽旱烟的劲头，我自不能相信，经再三追问，同桌说，自班主任三天前摔倒在课堂后再也没见过他，据说住了院，同学们正酝酿着集体去看他。
我心突地跳了一下，让他去看时一定要叫上我，但“熊们”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事，好长时间都没有去看他。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做着近段日子的例行功课，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身心俱颤的咳嗽声，我知道班主任来了，这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严肃的人，我连忙把正在读的《天龙八部》和烟火连同自己一起藏到被窝里假寐。
意念中，他轻轻地抽了抽鼻子，显是闻到了空气中的焦臭味和掺杂于其中的浓烈的烟味。为了不让自己虽竭力掩饰仍抖动的眼珠露出破绽，我故作迷糊地翻过身子背对着他。
他缓缓地走近给我扯了扯因翻身而裸露了大半个身子的被子，因强自抑制着咳嗽粗重地喘着气，我猜想他一定在憋得脸通红，却独没有翻过身来验证一番的勇气。我分明感觉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物件塞到了我的枕下，因此在他剧烈地咳嗽着离去后，我一转身就爬了起来。
信封！里面是一封恰如其分地反映着他的性格的折叠得认真仔细的信和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包括了从十元到一分所有面值的钞票的四十元钱。
我忙不迭地打开来信，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这是四十元钱，算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花生米的钱可能有点少，原打算高考后直接与你父亲当面算清，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因为我必须去住院了。临行前，辗转反侧总觉得有一块心病，一定要再告诉你一声，你的智力不错，只要能够克服傲气，肯定能大有前途……
信不自觉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良久，我募地掀开被子，趿着鞋子便追出了门外，却已只留下了救护车排出的一道烟尘，当晚就传来了他的死讯。
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死去的，我竭力地去想象他佝偻着的身体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地奋力挣扎，鼻子酸酸的止不住地要流泪，此时的教室里女生的抽泣声已响成了一片。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白杨树的嫩芽正渐渐地由黄变绿，天空却突然阴沉起来把之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蒙蒙的死气。那一刻，我的眼前霎时明亮了起来，这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变化，但为时已晚，随后的高考中，我终因自己最讨厌的物理课落后太多而只能上了三类大学。
对我来说，这既值得庆幸又有损颜面，庆幸的是那时能够考上大学的毕竟还是少数，有损颜面的是原来成绩曾不如我的一些居然上了名牌大学。
有损颜面的感觉最容易被夸张成自卑，而自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或熟悉自己的人时表现得最强烈，我变得羞于见人，常常的浓浓的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开始闭门不出。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根本算不上思考的思考，我决定通过写一本书来缩短自己与考入名牌大学的同学之间的差别。
此后，我便一直为这个目标在努力，但简单的线一样的经历让这个目标的实现如同登天一样难，尽管我没日没夜地写出了上百万的文字，却连豆腐块一样的东西也没能发表过，我便以曹雪芹来鼓励自己，据说他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一生不必要写太多的东西，有一本红楼就足够了。
这也算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显然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后日益清晰起来，但在反复中必少不了这一段：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要存在的诸多矛盾，让我这个无异于痴人说梦的目标不仅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矛盾徘徊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常扰得我心烦气躁。
直到大学毕业，我在这个目标上仍毫无建树，学业却被搞得一塌糊涂，这个目标彻底变成了一个总不兑现的口头承诺，虽然我打心底并不想放弃，或许我只是在拿着那个闭门造车出来的东西聊以自慰，直至终于有一天小偷把这个东西连同我的公文包一并偷去也没能绝了我的念头而让我变得现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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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生活才是最现实的，有了一张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我便从一名蹩脚的学生变成了镇政府的一个机关干部。
按照中国古代的管理制度，我这个干部大致相当于乡丁，用时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话说，便是虾皮蟹子毛之流，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却毕竟让我固定拥有了每月一百元的工资。
那个时候的定位对比仍被局限在同学之间进行，多数同学被留在了更高一级的机关，有一位甚至直接留在了我的上级机关，每逢他们到乡镇检查，我都要借故请假，我无法承受由于悬殊的对比所带来的沉重的自卑感和浓烈的妒火。
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去谋求自我突破，别无所长，目光又只能重新转移到企图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在连续参加了几期所谓的写作函授班后，我渐渐地降低了自己的目标，尝试着去写一些小短文或类似于诗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发表一二件并以此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开始注意搜集各大报刊的通讯地址，漫无目的地投稿，认为只要多总有一天指不定那一篇就能引起编辑的注意。如此的急功近利难免便要常常把没经仔细推敲的粗制滥作也投了出去，但我已把投稿当成了一种自信和乐趣，这不仅需要经常搜肠刮肚地去炮制一些文章而让我充实，算起来竟也耗去了我不少钱财。
这些稿件自然多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丝声响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二家报刊遇有心底善良的编辑看到稿件中注有退稿的强烈要求并附有邮资时也会退回部分稿件，而且多会附上欢迎继续来稿之类简单而又做作的客套话，有的甚至干脆把欢迎来稿字样刻成印章直接盖到了稿件上，即使这样，也常常令我兴奋不已，拿着稿仔细端量许久。
或许人的观念都需要在经历中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顽固，必须要靠经历来打破，只有打破了这些既有观念，人才能形成新的观念，而只有有了观念的更新，人也才会真正清醒起来。应该说，到我结识了镇里的通讯报道员，我才仿佛清醒了些，或许这又是我的一次转变。
他是一名临时工，是镇里雇来专门负责向县报投稿以宣传镇里先进事迹的专职人员，受职业影响，也经常向县报以外的其他报纸投一些文学稿子。他要求不高，一年中能有几个豆腐块的东西见报已让他非常满足，因为这已经有了他吹嘘的资本。他告诉我，投稿同样需要朋友，没办法，编辑偏认朋友的稿子，为了提高见报率，镇里都要拨出一定数量的经费去报社打点，被派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必定是他，一来二往便有了朋友。
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但以我当时的阅历要结识这样的朋友着实不是易事，便凭感觉通过汇款的方式负债对一家外省小报纸的主编拟编撰的一本文集进行了赞助，他虽没有按照承诺让我成为文集的特约编辑，我的那些似诗非诗的所谓诗总算在他主编的刊物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
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成了一个终结，因为这样的发表不仅背离了我的初衷，而且让我过上了一段经济上极为艰苦的日子。在一个心情烦躁的日子，我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文稿，我决定另图发展。
一旦从那种欲梦欲仙的充满渴望的境界中解脱出来，我象一只突然泄了气的气球自半空中掉了下来，轻松之余时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紧张的袭扰。无所事事且又没有任何目标，平凡的如同白开水一样的机关生活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无法自抑的倾诉欲，我不久就在同事间得了个爱唠叨的雅号。
年轻人爱唠叨最不受欢迎，常常与空虚、无聊、靠不住相联系，只有“勤快、少言语、凡事默记于心”才是年轻人最该具有的品质。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同事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绝不能象在学生宿舍里那样漫无目的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尤其象我这种在别人看来具有较高学历也算作是一种优势的人更容易惹人注目，稍有不慎，便会有人给你捏造一些不可理喻的故事，冠以一些不怎么雅观的雅号，让你心里痒痒的总觉与自己所要竭力塑造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却又动不得怒发不得火而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实是心有不甘。
我决定改变自己，可改也难，只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我就耐不住这种与学生时代那种有目标的且可以无限发泄的寂寞截然不同的寂寞。似乎遥遥无期的无聊，让我不得不重与因自卑而久已断了联系的同学联系，但写了许多情真意切的信才总算联系上了一二位，他们也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慷慨，一言一行都透着虚伪和傲气。
不过，与他们相处我倒有一招：悄悄地把自己密封起来，不去做无所谓的对比，耐心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并用来抵消自己的劣势，从而压制时常自心底浮起的自卑，屡试凑效。
难道我就不能推而广之吗？我跟人治气似地想着，回头再看自己：这个二十三级的小官虽在机关里不被人重视，却足以让那些平头老百姓不敢斜视。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能找回我丧失已久的脸面，我便乐得与他们交往。
他们经常能说出镇里一些官不大甚至没有任何官职但绝对能够管得着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人物的名字，并以曾经与之有过或许只有一面之交而沾沾自喜，只要他们提及，即使并没有深交，我也会竭力地吹嘘与他关系如何如何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向我流露出庄重的既羡且妒的神色，嘴里则常常感慨万千地说着，了不起，不愧是镇干部。每当此时，我心里就会象抹了蜜一样甜。
渐渐地，我惊奇地发现，或许由于写那些东西的缘故，自己竟是这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牌子最多的时期，身份证、结婚证、粮食证、公费医疗证、工资证、职称证、毕业证等等形形色色不下十几种，连自行车也要花五元钱到公安派出所办一牌照，否则被公安人员查住不仅要强制补办牌照还要缴纳十元钱的罚款。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宁肯花上百元钱去打理关系也不愿去缴纳十元钱的罚款，为的只是一句“咱有关系，查住了再要回来”的显摆话。既然这样，找上门来要自行车的人必多，象我就是车管员似的。
其实，我与车管员不过在同一个机关里点名罢了，并没有太多的交往。第一次，车管员倒很给面子，他没有太多难为同样难为情地找到他的我，只装作无可奈何地放行了，临末仍没忘记和颜悦色地加上一句“要没小林的面子必要罚款的”。
办事者的千恩万谢自是让我挣足了面子，但再而三之后，车管员瘦长的脸早已变成了驴脸，我掏了刚发下来的工资买了一条当时较为流行的“双马”烟送给他极力地巴结他，他的脸才稍稍还原了些。
诸如此类赔钱的事，我一年当中着实办了不少，工资的三分之一就这样随之而去，自己只好过紧紧巴巴的日子了。
当然，我的名声也在机关之外疯长起来，因此便有了其二：我有一远亲表弟素喜赌钱，一日正输红了眼非要翻本被派出所长逮了正着，因表弟属于屡教不改型，素有“黑脸包公”之称的所长扬言，必须交五千元罚款，否则立即逮捕。
我当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翘了脚也办不到类似大事。终经不住表姨提着两瓶二锅头苦苦地哀求，心一软，竟答应了下来。我试探着找到了所长，所长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地问，钱带来了吗？完全是是一副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模样。
原想就此罢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便买了两条当时连自己的老父亲我都舍不得送的“石林”烟，企图去找自己经过反复权衡对比认为对自己还不错的镇长帮着讲情，镇长正忙，见我带了礼物，镇长的老婆便把他从里间叫出，镇长当时居然还认不出我，没等我把话说完，三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当然也不肯收下我自视珍贵的两条烟。
后来跟镇长混熟了小心翼翼地再提这事时，镇长只笑了笑，说那时自己正忙，似乎已忘记了这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据说这才是人正宗成熟的标志。
显然是接连的碰壁激发了我的犟劲，我不能就此损了自己的脸面，倒不如说我实在受不了遭人俯视的那种感觉，我毫不迟疑地从银行提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又向同事借了四千元，代表弟交了罚款，却莫名其妙地说所长同意免交了。
表姨自是喜出望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逢人就夸我的本事大，肯定是大官。岂不知，表弟放出来的那天我躲到自己的宿舍里抽掉了整整五包“石林烟”，想到交钱的场面手就不停地颤抖。
脸面算是赚足了，可天下岂有如此脸面？但在这种尴尬与脸面的交替中，我的心态居然慢慢地放平了，我似乎重又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暗暗发誓，待自己真正有“用途”时一定要做一个不摆架子容易办事的人。
及至到了那个时候，守着一大堆规矩，我真的不知道当初的那些办事者或者正在继续着的办事者到底是怎样把那些明令禁止的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合理合法的可以自由裁决的东西，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正如我当初想象的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最难办事的人，而且总那么无怨无悔。
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或许执着的人总会有执着的做法，或许……难道这与目前的结局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