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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对头，在其他镇办企业纷纷亏损停产的情况下，他们厂仍保持了盈利。
应该说，一个镇办工厂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除了当时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符合实际的经营策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父亲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甚至肯抽空我们家的资金去解决工厂流动资金的不足，我们家为他们厂的担保贷款更是无以计数，反正说不清什么原因，我父亲拼死在保这个厂子。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经济，尤其是当时那些长期管理工业的政府官员，他们的话却毫无疑问地具有权威，譬如分管副乡长便是其中一位。他坚持认为，利润下滑便是工厂滑坡的唯一标志，根本原因是工厂内部出现了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必须坚决予以调整。尽管他的观点遭到了时已任书记的年轻的老乡长的反对，他还是坚持这样认为，而且散布了一些谣言，致使工厂内部人心惶惶，为此受到了老乡长的严厉批评。
任何人都希望把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推行下去，这或许是为官的一条规律吧，无论正确与否，毕竟脸面大如天啊。老厂长退休之后，副乡长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的主张得到了新书记的认可，便理所当然地自外界引进了一位新厂长。引进人才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任何人都无可挑剔。
新厂长上任后，完全接受了副乡长工厂就是关系的观点，精力全部用在了四处拉关系上，由于应酬接待的开支剧增，企业急剧滑坡。然而，副乡长却把新厂长的做法向全乡所有的乡办工业进行了推广。新厂长得到了副乡长的支持，自是志得意满，神态、语气、作派无一不洋溢着傲气，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去竞争厂长无疑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他的英雄行为却遭到了新书记大会小会地严厉批评。新书记虽不如老书记那样雷厉风行，而且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软绵绵的样子，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要不然，依老书记的性格绝不会推荐他做自己的继任者。
自他接任书记后，工作确比原来细腻多了，不声不响中也办成了不少事，譬如谈笑间，许多老书记必须几上几下才能做出的决定，只要他一点头便算做出了不能更改的决定，而且能够明显地让人感觉到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紧密了许多，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大家都在说新书记没有架子，好接触，平易近人，是个**的干部，连普通老百姓也这样说。这不能不说是一门艺术，大权独揽，却又让人无可挑剔。
我常常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乡镇工业创办成功给人们带来自信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心理，以表面上的柔气实质上的霸气取代无休止的争论，是时代的一个特点。
我父亲便不这样看，他这样评价说，语气温柔了，训斥少了，不敢再争论，主意只能听上级的。他显然还不习惯这种领导方式，因为新书记的批评并没有让我父亲止步，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非要去竞争，而且扬言宁肯花掉自己的家产，尽管他注定要失败，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主儿，，尽管他听说新厂长居然是新书记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或许是我不能如愿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原就如此，事物之间的联系既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胡乱联系创造了可能性。胡乱联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能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因产生误解而造成感情上的伤害。难保新书记便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联系，尽管他极力回避类似敏感的问题，但我和我父亲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结果：他最终没能当成厂长，而我则因为**********的集中从民主评议第一名的名单中被剔了出来。
尽管这里的许多细节含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便劝我父亲再找一下老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述极为不满，以致于渐生厌恶。
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我的同志哥，有两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第一，工作是讲程序的，必须而且只能逐级汇报，你的汇报对象是厂长、副乡长，由他们向我汇报才是正常的；第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看重的必须是实效，你们厂最近的利润毕竟已经有所增长了嘛，这一点儿，咱们必须承认。关系？难道发展工业就不需要关系？说完，胸口在起伏不停。
我父亲认为，凡事只要能争论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同样郑重地说，我的书记哥，办工业可不能近视啊，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可以安心享受的时候。
书记有些恼，质问道，难道拓展关系能够叫做享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享受没人愿去。
我父亲同样有些恼，可现在明明白白就有打着拓展关系的幌子而挥霍浪费的事实。
书记不屑与之继续争论下去，哼了一声，留下一句“看着办吧”，甩袖而去。
看着办吧，其实是最难办的，往往是气极怒极的表现。气归气，怒归怒，可书记并没有象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撤掉他，尽管自打争执之后，我父亲已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这让我父亲不得不重新审视书记，渐渐便悟出了“处于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视角的问题总要比处于更低层次的人肚量大”这样一条规律，又开始念起书记的好来。
——书记从农村的生产队长干到今天这一步，相信必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了，抓农业，他便是一把好手，这些年乡里的农业生产确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抓工业虽说弱了些，却毕竟有着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出了今天这样的状况，他必定是受了蒙骗，而绝非他的本意。
换位思考，凡是乡镇的最高领导总害怕自己被蒙骗，虽然也有偶尔的被蒙骗的希望，但被蒙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有的领导便喜欢探听一些消息以防备自己被蒙骗，却又总免不了被蒙骗，因为居于这样的位置，虽然明白对方说的是假话，本也不相信，又不便于厉言指责，只能任他去说，而且正直的人往往说的少，怀有目的的人说的才多，说的人多了便渐渐开始信了，常常会做出不合实际的判断。这是为官者的大忌，而让领导感觉到自己总在跟其作对又是为兵者的大忌。想到这里，我父亲决定再去找他。
这次，书记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发火，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没有再做争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没有表态，只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我父亲甚至没有听清但绝对可以理解含义的“先这样吧”。
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恶习：自己信任的人即使做了错事，也主观上不愿相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往往还会最先想到他。
最高领导因为长期居于高位，这种习惯便更加突出，书记便这样，他第二天安排由副乡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他们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儿。
由参加编造谎言的人去查谎言，结论自然只能是谎言，尽管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调查，但谈话的对象自然都是预先统一了口径的该谈话的人，无法取得丝毫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同样是谎言，毕竟是个结论，似乎只有这样，书记才安心了，我父亲的话便难免要大打折扣，在书记心目中甚至成了拨弄是非的造谣之词。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厂长因经济问题出了事，书记气得狂喷鲜血。
这毕竟是我们乡建国以来首例震惊全县的经济大案，数额达六十余万元，牵扯到全部的三名副乡长和一名副书记四位乡级领导被双规，十余名中层和一般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且案子正呈逐步蔓延的趋势，连农村干部也开始有人被司法机关叫去问话。
如此大案，传言必多：或曰书记任人唯亲，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下场，要不是他见机得快主动向组织要求处分，严重警告还算轻了些，至少也是个开除党籍；或曰任人唯亲也需要勇气，难道亲人当中便没有善者，书记至多能算个识人不明，人家毕竟自己没得好处嘛；或曰领导就是领道，给你官位，给你工资，让你干什么？识人不明就不算个过？
铺天盖地的议论中，书记明显憔悴了不少，但他最善于自夹缝中寻找生机，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乡由此迅速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又有二十多名经济上不廉洁的镇村干部或被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肉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应对措施对头，在其他镇办企业纷纷亏损停产的情况下，他们厂仍保持了盈利。
应该说，一个镇办工厂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除了当时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符合实际的经营策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父亲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甚至肯抽空我们家的资金去解决工厂流动资金的不足，我们家为他们厂的担保贷款更是无以计数，反正说不清什么原因，我父亲拼死在保这个厂子。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经济，尤其是当时那些长期管理工业的政府官员，他们的话却毫无疑问地具有权威，譬如分管副乡长便是其中一位。他坚持认为，利润下滑便是工厂滑坡的唯一标志，根本原因是工厂内部出现了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必须坚决予以调整。尽管他的观点遭到了时已任书记的年轻的老乡长的反对，他还是坚持这样认为，而且散布了一些谣言，致使工厂内部人心惶惶，为此受到了老乡长的严厉批评。
任何人都希望把自以为正确的主张推行下去，这或许是为官的一条规律吧，无论正确与否，毕竟脸面大如天啊。老厂长退休之后，副乡长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他的主张得到了新书记的认可，便理所当然地自外界引进了一位新厂长。引进人才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任何人都无可挑剔。
新厂长上任后，完全接受了副乡长工厂就是关系的观点，精力全部用在了四处拉关系上，由于应酬接待的开支剧增，企业急剧滑坡。然而，副乡长却把新厂长的做法向全乡所有的乡办工业进行了推广。新厂长得到了副乡长的支持，自是志得意满，神态、语气、作派无一不洋溢着傲气，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去竞争厂长无疑是一种英雄行为，但他的英雄行为却遭到了新书记大会小会地严厉批评。新书记虽不如老书记那样雷厉风行，而且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软绵绵的样子，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要不然，依老书记的性格绝不会推荐他做自己的继任者。
自他接任书记后，工作确比原来细腻多了，不声不响中也办成了不少事，譬如谈笑间，许多老书记必须几上几下才能做出的决定，只要他一点头便算做出了不能更改的决定，而且能够明显地让人感觉到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紧密了许多，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大家都在说新书记没有架子，好接触，平易近人，是个**的干部，连普通老百姓也这样说。这不能不说是一门艺术，大权独揽，却又让人无可挑剔。
我常常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乡镇工业创办成功给人们带来自信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心理，以表面上的柔气实质上的霸气取代无休止的争论，是时代的一个特点。
我父亲便不这样看，他这样评价说，语气温柔了，训斥少了，不敢再争论，主意只能听上级的。他显然还不习惯这种领导方式，因为新书记的批评并没有让我父亲止步，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非要去竞争，而且扬言宁肯花掉自己的家产，尽管他注定要失败，他是个不肯服输的主儿，，尽管他听说新厂长居然是新书记同父异母的弟弟。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或许是我不能如愿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原就如此，事物之间的联系既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方法论，也为胡乱联系创造了可能性。胡乱联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仅能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往往因产生误解而造成感情上的伤害。难保新书记便不发生这样的错误联系，尽管他极力回避类似敏感的问题，但我和我父亲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结果：他最终没能当成厂长，而我则因为**********的集中从民主评议第一名的名单中被剔了出来。
尽管这里的许多细节含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便劝我父亲再找一下老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述极为不满，以致于渐生厌恶。
终于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我的同志哥，有两个问题，我必须提醒你注意：第一，工作是讲程序的，必须而且只能逐级汇报，你的汇报对象是厂长、副乡长，由他们向我汇报才是正常的；第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看重的必须是实效，你们厂最近的利润毕竟已经有所增长了嘛，这一点儿，咱们必须承认。关系？难道发展工业就不需要关系？说完，胸口在起伏不停。
我父亲认为，凡事只要能争论便有回旋的余地，他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同样郑重地说，我的书记哥，办工业可不能近视啊，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可以安心享受的时候。
书记有些恼，质问道，难道拓展关系能够叫做享受？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种享受没人愿去。
我父亲同样有些恼，可现在明明白白就有打着拓展关系的幌子而挥霍浪费的事实。
书记不屑与之继续争论下去，哼了一声，留下一句“看着办吧”，甩袖而去。
看着办吧，其实是最难办的，往往是气极怒极的表现。气归气，怒归怒，可书记并没有象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撤掉他，尽管自打争执之后，我父亲已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这让我父亲不得不重新审视书记，渐渐便悟出了“处于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视角的问题总要比处于更低层次的人肚量大”这样一条规律，又开始念起书记的好来。
——书记从农村的生产队长干到今天这一步，相信必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了，抓农业，他便是一把好手，这些年乡里的农业生产确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抓工业虽说弱了些，却毕竟有着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出了今天这样的状况，他必定是受了蒙骗，而绝非他的本意。
换位思考，凡是乡镇的最高领导总害怕自己被蒙骗，虽然也有偶尔的被蒙骗的希望，但被蒙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有的领导便喜欢探听一些消息以防备自己被蒙骗，却又总免不了被蒙骗，因为居于这样的位置，虽然明白对方说的是假话，本也不相信，又不便于厉言指责，只能任他去说，而且正直的人往往说的少，怀有目的的人说的才多，说的人多了便渐渐开始信了，常常会做出不合实际的判断。这是为官者的大忌，而让领导感觉到自己总在跟其作对又是为兵者的大忌。想到这里，我父亲决定再去找他。
这次，书记没有象预料的那样发火，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他没有再做争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没有表态，只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我父亲甚至没有听清但绝对可以理解含义的“先这样吧”。
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恶习：自己信任的人即使做了错事，也主观上不愿相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往往还会最先想到他。
最高领导因为长期居于高位，这种习惯便更加突出，书记便这样，他第二天安排由副乡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他们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儿。
由参加编造谎言的人去查谎言，结论自然只能是谎言，尽管工作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调查，但谈话的对象自然都是预先统一了口径的该谈话的人，无法取得丝毫有价值的信息。
尽管同样是谎言，毕竟是个结论，似乎只有这样，书记才安心了，我父亲的话便难免要大打折扣，在书记心目中甚至成了拨弄是非的造谣之词。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厂长因经济问题出了事，书记气得狂喷鲜血。
这毕竟是我们乡建国以来首例震惊全县的经济大案，数额达六十余万元，牵扯到全部的三名副乡长和一名副书记四位乡级领导被双规，十余名中层和一般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且案子正呈逐步蔓延的趋势，连农村干部也开始有人被司法机关叫去问话。
如此大案，传言必多：或曰书记任人唯亲，如此结局是必然的下场，要不是他见机得快主动向组织要求处分，严重警告还算轻了些，至少也是个开除党籍；或曰任人唯亲也需要勇气，难道亲人当中便没有善者，书记至多能算个识人不明，人家毕竟自己没得好处嘛；或曰领导就是领道，给你官位，给你工资，让你干什么？识人不明就不算个过？
铺天盖地的议论中，书记明显憔悴了不少，但他最善于自夹缝中寻找生机，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乡由此迅速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又有二十多名经济上不廉洁的镇村干部或被免职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入狱的却没有。
人人都说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尽管反腐风暴之后不久，他便调离了我们乡，仕途也由此止步，反腐风暴不仅保护了镇村干部，而且让我们乡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后话，不多絮叨，且说当年在与我父亲谈话之后，他在全乡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造谣生事拨弄是非的行为，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因为团结出利润出生产力，而分裂则必将一事无成。
批评没有点名，表扬却提到了我父亲他们厂，说他们厂有一个团结的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领导班子，全乡都要学习他们这种敢于而且善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如此以来，明眼的人立即便明白，批评的必定是我父亲，尽管书记的目光混沌而且总在环视四周而不固定于任何方向，大家的目光还是象沾染磁性似地齐刷刷地投向了我父亲。我父亲头低得极低，面色赤红，尴尬之极。
我常想，这必定是任何人遭到如此场面所必然要具备的最惯常的表现，我父亲自不能例外，但他有几次要站起来分辩一番的强烈冲动，却都被自己的意志力强自抑制了，因为压根也没有分辩的理由呀！
还有，我父亲认为，批评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正说明领导心中有你还在乎你，批评不同于免职，既然没有免职，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履行职责就会有矛盾，无所事事的人往往反而会成为难得的好人。人活着，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只不过这些矛盾或趋于缓和或趋于激化。
人与人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最容易走向极端，我父亲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很快便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凡是厂长的意见或决定，无论对错，他一概反对，坚决予以抵制。
厂长毕竟是外来人，尽管他的公关策略受到了一定成效，但那些所谓的关系多是酒肉朋友，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虽也有些分管副乡长之类的领导，却是大领导不屑管此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副乡长之流的小官只晓得采取高压政策，高压政策某些时候恰恰适得其反，常常会激起更多的反感。所以说，厂长虽千方百计地更换了财务科长，却又添了一个对立面，即使如此，仍无法与牢牢掌控着工厂要害部门的我父亲相抗衡。
我父亲之所以会掌控着如此多要害部门，据说是老厂长交给我父亲的杀手锏。这些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老厂长和我父亲的铁杆弟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些人换是无论如何无法换的，老厂长临退休之前曾向他们认真地交代过，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父亲，并逐一要求他们发了毒誓，说要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关键的时候，他们果然支持了我父亲。
据说，厂长也曾提着重礼亲自去找过老厂长，但没说几句话，两人便闹翻了，据说是老厂长拍了桌子，搞得厂长灰溜溜的。
传言归传言，事实如此：至厂长出了事，工厂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应该说，我父亲的做法无疑最大限度地减缓了工厂倒闭的速度。但我父亲却不这样看，他甚至认同了厂长把工厂倒闭的责任一古脑地推给他的说法而愧疚不已。
那一阵子，他不敢提起厂子的事儿，更不准家里人提起，即使一些为他辩解的话，他也在竭力回避，尽管他自己知道，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似乎要让工厂的事从自己的头脑中消失殆尽，虽然越这样做自责便越深，以致于他常常会突然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着边际的“当初不该这样或那样”的话。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自责，不妨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样的细节：工厂与我家同处去临镇或县城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两侧，为此，我父亲外出宁肯多绕十几里的小路也绝不肯自工厂门前经过。
除非得了病，记忆是无法彻底消失的，直到多少年后我准备收购他们厂的时候，他仍在竭力地反对，要不是老厂长带病亲自前来与之耳语一番，他绝不会同意，因为他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工厂会重新启动起来，即使如此，在我拿到收购合同时，他仍是一脸的痛苦，那痛苦绝不亚于他去参与西部大开发亏损了几百万的表情。
确切地说，那时候他已不再参与我们家产业的管理，待工厂重新启动收到第一笔货款，他已重病在床，我莫名其妙地拿到他的床前交给了他，他的手在激烈地抖动，混沌的双眼居然淌出了两行清泪。
再后来，我根据他的遗愿，拿出三百万元以工厂的名义逐一汇给他临终留下的名单，据他说，这个名单是当时工厂的全部工人名单，居然也包括被抓的那位厂长。
但这些钱被无一例外地退了回来，我只好以工厂全部工人的名义捐给了乡小学，企图能让他们的后代得点儿实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儿事，岂料这事儿很快就被人揭了出来，报纸、电台、政府一通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既得了名声，又为我家的产业免费做了广告，岂非有违老爷子心愿？倘若老爷子泉下有知，必定也是无可奈何的了。